[导读]:本文(《浅析武侠文化的源流及其文学艺术精神——痛悼金庸!》)由来自淮北的读者投稿,并经由本站(飞信文学网)结合主题:战国策的文学特色,收集整理了众多资料而成。主要记述了文学,金庸,文化,炎黄文化,文学历史,武侠小说作者列表,读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信息。相信从本文您一定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一、古典武侠文学源流探究

    武侠小说的产生,可远溯先秦,在魏晋隋唐持续发展,繁盛于清代。

1. 关于“侠”的起源

基本字义是指见义勇为、肯舍己助人的性格、气质或行为,如侠客、游侠、侠骨、侠肝义胆等,《说文》中说“侠,俜也。”又指兵士、甲士和武士。

春秋战国时代,西周封建制度解体,是一个自由武士阶层兴起的时代,当时还有一个自由文士阶层,即所谓的“儒士”。儒与侠,共同组成战国秦汉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游士”,前者长于武术技击,称“游侠”,后者善于诗书礼乐,称“游儒”,他们的活动中都包括谈兵术、习技击等,而且武士有道,东方的武士道起源于中国。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见在战国时期,侠与儒是并举相提的,诸子百家中的许多人也都颇有“侠”的色彩,形成一种普遍尊尚的价值观——即“狭义”精神,侠即“勇武”,义即“仁义”。孔、孟、墨、荀均从各自的立场作过深刻的论述,如孔子常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都有“侠”的精神。

所以,历史上侠与儒实际上具有共同的起源,先秦诸子所倡导所谓“士君子”的德行风范,就是古代之侠与儒一致认同的一种英雄主义人格理念,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后来的武侠文学。

2. 早期游侠作品的历史意义

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起源于先秦史书及《史记》关于刺客、游侠者的历史传记;演变为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中的短篇剑侠故事;明清以后《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一类武侠及公案小说出现,武侠小说开始发展为长篇小说并形成独特类型;当代的新武侠小说。

武侠文学的先型,早在《战国策》、《国语》、《左转》等先秦史著中已见端倪,慷慨赴死难,热血酬知己,聂政、荆轲等勇士都成为后世文学中侠义形象的先驱。但这一时期的侠义故事多带有政治色彩,往往沦为政治家的工具,他们尚未在人格中建立独立的自我。早期武侠的第一部完整篇章应推《史记》中的“游侠列转”,其主人公都是秦汉之际名闻天下、势折公卿的“布衣侠士”,如朱家、田仲、郭解、剧孟等,司马迁推举为“侠者极众”,认为其功业可与“贤豪”相比论。

秦汉时期的游侠与春秋战国时的游侠在身份上发生了深刻转变,之前的游侠往往是贵族公子,受过良好教育,而秦汉时游侠的来源却扩大了,普通市井平民出身且没受过正统教育的游侠逐渐增多。在秦汉社会,人身束缚和户籍管理制度是比较严格的,这些游侠能靠着武艺突破世俗法律的约束而浪迹江湖是很不容易的,他们通过扶弱济贫、打抱不平赢得了社会上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僻难所,从而“形成了隐秘的第二社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交际方式(如江湖黑话等)”。这个第二社会(实际上就是黑社会)拥有两重性,在他们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的侠义原则时可以称之为“侠”,在不恪守这个原则时就成了流氓甚至盗匪。

侠与盗匪的转变是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而又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比如近代上海的“青红帮”老大们都曾以“侠”自居,一方面一旦这个群体依附于某项政治纲领时他们就可以转化为有武装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如各种会党;另一方面当这个群体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话,又可演变成各种邪派教门,如“五斗米教”、“天理教”、 “天地会”、“太平天国”等,成为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

总之,侠的社会自秦汉后对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当人们对社会上出现的不公正现象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协调解决时就会渴求和呼唤“侠”的出现,在法律和监督体制不足以维护社会公平时,武侠与清官就成了古代社会中代表公平正义的两大政治理想。

3. 侠与侠文化的源流

自《史记》中为游侠列传后,真正的文学游侠形象出现在唐人传奇中。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极富于游侠精神的浪漫时代。盛唐人物如大诗人李白、陈子昂、杜甫,年轻时都曾轻马貂裘、负剑远游,一面学习纵横之术,一面修仙访道,任性放达,傲视王侯,颇有游侠的风骨和气派。

侠为了实践和恢复受到了践踏的社会公正和道义理想就必须有智、胆、超人的体魄和武艺,侠的这一性格决定了侠的故事具有昂扬的悲剧性和文学性。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小说成熟的时代,一些小说作者摆脱现实的局限,“置幻设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开始自由地创造传奇故事。

侠的传奇个性,使作家可以在想象中赋予他以丰富的情节和事件,如《柳氏传》、《谢小娥传》、《无双传》、《昆仑奴传》、《虬髯客传》等传奇作品。在《虬髯客传》中作者通过描写隋末权相杨素的私妾红拂与布衣英雄李靖的故事进行了寄托和讽刺,推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性格饱满的剑侠文学形象。

唐传奇和与之并行的变文发展到了宋朝,出现了话本小说;宋元话本中的讲史、情变、神魔和武侠在明清时期转变成了白话体长篇小说,古典武侠也蓬勃兴起。

在名著《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都有侠义观念的影响,如《金瓶梅》中的武松、《红楼梦》中的柳湘莲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袁绍年轻时均仗剑行侠,《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更是打抱不平,剪妖除怪,《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实际上是一个组织化的游侠集团,其前半部上承《史记》所开创的游侠传统,而其政治取向和艺术风格又浓厚地影响同时代的武侠作品并下启当代的新武侠。

在神圣君权不能被否定的大前提下,政治的黑暗只能被解释为贪官污吏与地主恶霸的个人所为,“清官与义侠的互补,贪官与恶霸的互补,加上圣明的皇帝,就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哲学”。

可以说是中国政教传统的转型影响了侠义小说的政治观念。早期的儒家思想有着朴素民本主义的色彩,主张民贵君轻、仁义高于君权,所以那个时代的平民豪侠才得以被列传赞美;但在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晚期儒家政治观念中,孔孟思想中民贵君轻的思想早已被皇权压倒,那种有独立个性的侠成了佐助清官实现政治目的的御用之徒。文学中清官政治观念的出现与侠的堕落是皇权政治下的产物,侠文学常常与公案文学相结合,人民渴求清官和豪侠崇拜表明了社会群众缺乏独立人格意识和陷于依附性处境的心理。

综上所论,我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侠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是流民阶级的英雄,而流民恰恰是历史上困扰朝廷的重大社会问题。从经济上说,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流民阶层没有产业可置,无法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力,所以历代王朝在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2)侠的文学有两个阶段,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儒侠阶段和武侠公案阶段。前者体现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所以早期的侠文学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反抗精神;后者是在晚期皇权专制制度下清官与武侠的合流,侠文学有所沦落和萎缩。

二、20世纪的新武侠流派

1.新闻报刊是新武侠文学的原始载体

《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这是关于中国小说起源常被引证的一段经典论述,一方面指出了小说起源的通俗性,一方面又指出了小说的作用。

近代武侠小说除了这两个特点外,还拥有更多的读者。近现代类型的城市工商业在中国初次兴起,新闻报刊作为古所未有的新型传播工具出现,使武侠小说空前繁荣。与古典武侠相比,20世纪的中叶兴起的当代新武侠,具有着更强的市民意识及商业性特征。各类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古龙、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均在报刊上发表,当代最脍炙人口的香港作家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在成书之前也是以连载的形式首先刊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报刊上。

报纸连载新武侠小说,是为了吸引市民读者,这种商业性的市场需求,势必影响作者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在价值观上适应市民的评选尺度,在趣味和格调上迁就大众的口味,在情节上推波助澜、出奇制胜,吊住市民的胃口。这种背景情况,对于研究新武侠相当重要,它是现代中国商业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渗透着浓厚的现代市民意识和文化精神内涵。

2.新武侠小说的三大主题

    一是寻宝或学艺主题。

    寻宝的故事是新派武侠小说用以结构谋篇的,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故事主题,所谓宝,一是指宝物、宝图;一是指武功秘籍。如《神雕侠侣》中寻找塞外藏宝图,《连城诀》中寻找剑谱和宝佛,《倚天屠龙记》中寻找武功秘籍,《鹿鼎记》寻找《四十二章经》,《七剑下天山》、《无忧公主》等寻找雪山宝藏,《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寻找宝刀、宝藏等。

    二是情变主题。

    在新派小说中,复杂变幻的三角恋以至多角恋,是情节变化发展的又一大主题。几乎所有的侠场英雄,都与一些色艺俱佳的女侠或是仇敌对手发生奇特的爱情纠葛,由此而演化出情杀、情变的种种故事,如《甘十九妹》、《笑傲江湖》、《碧血剑》等。

    三是民族斗争主题。

在新武侠小说中,通过写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然后以此突出一种历史上正义性的问题也极为常见,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萍踪侠影》、《倚天屠龙记》、《碧血剑》等,都包含有这类主题。

但在海外的新武侠作品中写中外斗争的较少,写历史上民族斗争题材的较多,这与大陆的武侠作品形成对照,新武侠派作家们回避写洋人的斗争题材可能跟香港的殖民地背景有关,也可能是武术、气功在西方并不流行,西方人所用的现代兵器使豪侠们的多数神功无计可施。所有武侠中即使有洋人也多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传统文化背景跟中国比较相似,更有数百年来的激烈民族斗争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财宝与技艺是生活资料、生产技术,即食的问题;情变问题是弗洛依德常谈的爱欲问题即色性的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感到极为痛切的家国感情。这三大主题都具有某些奇特的表现与心态,从而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急剧变迁之际的世情与人心。

三、古典武侠与新武侠的区别

与古典武侠小说进行比较可知,新武侠在主题和思想内容上有所差异:

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套路有所改变,如古典小说中往往通过武松斗西门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种贫与富,英雄与恶霸的戏剧性发展过程最终演变为“清官——武侠——恶霸”的三元结构中。平民与恶霸的矛盾大大消弱了,突出描写的是侠与侠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儒家价值观念被打破。在新武侠中常常看到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善恶斗争观念,如《笑傲江湖》的东邪、西邪,他们混杂善恶,兼行善恶,并且恶无恶报,善无善果,在文学上打破了传统因果报应的套路。

再次,在武功的描写刻画上,也有新武侠与古典武侠的明显差异。古典武侠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外功(十八般兵器的较量)以及侠客们飞檐走壁的身手,而在新武侠中武技却主要表现为内功、气功、点穴、行毒以及阴谋心术的较量;在兵器上,古典小说中以刀剑为主的近距离兵器也转变为了超距离的远兵器,如摘叶飞花、吐气杀人、以至飞针毒香等;而且新武侠的身手武功也多从传统的飞檐走壁上升到腾云驾雾、凌虚御风等由气功、人体特异功能幻化来的绝招特技。

文学是社会文化的符号表现,即使在新武侠小说这种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土壤、凭空虚构的武功神话中,也有着现实的社会文化内涵。清末的梁启超,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看到新武侠这种文学符号之下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

四、现代武侠文化与文学艺术精神

1.文学即是人学,武侠中的人性精神

在当今文坛上,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学者和读者都提笔撰写书评,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对其作品的评论也是见仁见智,那么究竟怎样评估金庸文本中侠义叙事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呢?当那些刀光剑影的故事和侠义传奇人物以雅俗共赏的品质征服了广大读者之际,其鲜明的大众文化特征又将引起人们怎样的认同?

新武侠的代表作家梁羽生表示说“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大的希望。”

然而,古往今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读者酷爱武侠小说呢?金庸先生自己曾作出过一个回答:“这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④作为一种“写梦”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受人青睐,除了给不甘平庸的芸芸众生以某种精神慰藉外,还通过“有意突出‘大侠精神’,使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渺小、无助的个人,可以借武侠小说在幻想中驰骋”⑤,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还说武侠是为了满足“文明人身上潜藏的嗜血欲望”,“这些故事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⑥

但以上仅将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归于中国民众喜欢“看杀头”的说法是不全面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武侠小说独特的心理期待背景和社会接受机制?徐岱在《艺术的精神》中指出,这是一种“反叛”的意识形态在作怪。侠客是现实体制的反叛者,人们对其感兴趣是为了借这些具有超人品格的侠义之士来向那些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权威进行挑战,以“侠义道”来解构大一统的专制文化统治。

余时英先生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的开篇,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指出“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因为侠文化实质上同专制文化共存亡。只要专制不除,中国民族的强盛与幸福就只能是梦想。

金庸对侠文化的本质有比常人更为深入的认识,他在北大演讲时一方面表示:“中国社会从西周开始的严密宗法制度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即让我们的民族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另一方面又指出“从明朝起,中国就开始落后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治上的专制”。所以金庸在作品中推出的“大侠”都是具有独特个性内涵和强烈生命追求的“人杰”,在他的写作中,“人性”十分突出,这就身体力行地阐释了“文学是人学”的文艺理念。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这样说:“(张无忌)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他又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明确地表示过“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正是由于作者的“人性情结”,我们才看到了一直在江山英雄与江湖大侠中左右摇摆的陈家洛和老实巴交、愚钝庸常的狄云等,也看到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萧峰和“男主角中最活生生”的韦小宝。

2.浪漫主义和高贵天性

作为“新武侠”的掌门人和为侠文化在当今社会恢复名誉的第一高手,金庸武侠写作的主要业绩体现在他所营造的浪漫传奇故事里。浪漫的故事需要非凡的主角,但在金庸作品中这样的主角既不是萧峰那样的盖世英雄,也不是胡斐那样的侠中之侠,而是如令狐冲这般具有高贵天性的人。

这种高贵的人是真正的人中之杰,金庸在作品中对他们一往情深的向往溢于言表,是作者发自内心情感,植根于生命深处并同他的整个精神向度和个性气质相一致的声音。它体现了作者最本色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追求,也构成了内在的创作动机和审美兴趣。

真正的人杰必须能够超越世俗法则的束缚,突破现实领域的围堵,在一种具有无限可能的时空中为我们作出无限精彩的表演,所以武侠文体的拟历史文化背景、传奇性人物原型和浪漫化叙事框架为作者的这种审美选择提供了方便。

3.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侠的社会道义

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里又说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形象都属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仔细分辨起来他们又分属三种类型,即“民族英雄”乔峰,“爱国英雄”郭靖,“义士人杰”杨过、令狐冲和“独行大侠”胡斐。

“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⑦,金庸曾在文章里这样表示过。“道义”不仅是文学的弘道原则,也是侠客立世的生命追求。

4.侠文化的乌托邦性

当然,侠文化有一定的乌托邦性,“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⑧ 但真正成就武侠小说达到其独有的艺术之巅的,恰恰就在于保留这种特性。任何真实的个体在现实社会里都无法对名、利、权进行彻底的超越,但文学的义务并不仅仅是对实际事实的记录,而应该“与人类思想中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乌托邦情结存在不解之谜” ⑨,人类的生命只有敢于自担风险地尽可能超越自身时才能赢得自我。

    5.“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和历史文化的非批判性综合

所谓“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是相对于那种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体验个性特征介入太深的人来说的,实际上从世界文学背景来看,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都尽量使作者从作品中退出,尽量让读者相信作品的客观性,而使主体退隐。

但现代派以来的文学则越来越个人化,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不容易为大多数人理解,导致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而性情审美爱好不同的人又非常讨厌甚至难于理解,这种写作排它性很强。在武侠小说写作中,梁羽生和古龙的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梁羽生是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来一首词,而主人公则多是书剑风流的儒侠,模式化非常明显,缺少变化,至于古龙,自己喜欢喝酒、玩女人,作品中的人也总是这样,而且孤独、厌倦、无聊和痛苦,总是有着难于排遣的寂寞孤独与凄凉,仿佛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人的感觉。

就作者个性和作品特征还可以作这样的区分,金庸是智性,古龙是情性,钱钟书是智性,王国维是情性。这种智性叙事体现在很多方面,金庸总喜欢在他的小说当中体现人生之理、学问之理、历史之理、事物之理。比如读郭靖的成长故事就难免想到一些智力与成材的道理,江南七怪的满堂灌又令人想到应试教育的问题,他和黄蓉的爱情又使我们认识到爱情中男女性格互补的问题,独孤求败剑术的四种境界与技艺甚至学问人生的四种境界相通……    

小说或者文学写作从作者的效果追求和读者的阅读感受又可以划分为幽默叙事、抒情叙事、愤怒叙事和忧伤叙事。所谓幽默叙事就是作者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幽默和喜悦状态,写作总的来说追求幽默搞笑的目标,金庸在很多作品中都有为达到喜剧效果而专门设置的这一类人物,比如《天龙八部》中的岳老二,慕容复手下的包不同等人,《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等人,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幽默,或者是斗嘴,或者是人物的怪癖,或者是打斗场面的设计,与古龙营造唯美感觉和气势悬念明显不同。          

说金庸是历史文化的综合,不仅是他的小说主要都跟历史扯在了一起,而且把古典诗词,各种典籍野史笔记的东西,还有地方风物、人情风俗、琴棋书画等都写进了作品中。他在《天龙八部》里写神仙姊姊用的是《洛神赋》里的语句,写《九阴真经》用的是老子里的语句,“降龙十八掌”的招式名称用的是《易经》里的名词,《笑傲江湖》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斗争的寓言性书写;在人物中,无论是任我行、丁春秋还是洪教主等人身上都看得到中国历代帝王的影子,尤其毛泽东的影子,所以熟悉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人难免会对这些东西心有戚戚焉,这些元素都极大地扩展了他的读者群,读者对他的评价也因此高之又高。

金庸这种综合不仅使他更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能够投合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而且他对现代白话和西化语言的有意识的拒绝反而获得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使他的语言让我们读起来觉得水乳交融,仿佛融入了我们的血脉里,另一方面它恰恰投合了我们的反商业文明、反机械文明、反现代性的心理期待和怀乡情节寻根欲望,我们阅读金庸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逃离。

五、关于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

总的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必将会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并终将迈入文学经典的殿堂。

1.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金庸在15部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每个人物都互不相同,各有各的性格与特点,其中堪称经典的形象着实不胜枚举:

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追求自由人生,一心想摆脱权力和所谓的正邪纷争,金庸将其追求自由、放浪不羁的性格塑造得淋漓尽致,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是中国小说家所追求的,而且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是与当代人文精神相一致的。

   又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来到中原的目的和企图,除了要在华山论剑中争夺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外,主要就是抢夺《九阴真经》了。他踏入中原后所干的主要坏事、恶事充分暴露了他险恶、阴险、狠毒的性格本质,但作者没有简单脸谱化地把欧阳锋塑造成一个一无是处的大坏蛋,欧阳锋为得到《九阴真经》捉住黄蓉,百般逼迫她默写出真经总纲,但也言出如山,信守承诺,除了软禁,并没用别的恶毒的手段,亦不失武林宗师风范。

又如韦小宝,不会武功却纵横天下,一字不识却封爵至鹿鼎公。一个典型的市井泼皮,却成了天下最吃得开的人物,除了和吴三桂势不两立以外,他再没有一个永远的敌人,除了阿珂和郑克爽,谁都与他讲交情。从大清王朝的紫禁城到俄罗斯的皇宫,都能如履平地。东北、蒙古、西藏、云南、台湾等一些领土之争,都有韦小宝的身影,并机缘巧合屡建奇功。天下高手陈近南、九难、洪安通、少林寺众高僧、桑结等都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大名士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和查继佐四人甚至病急乱投医要辅佐他当皇帝……无论黑道白道,他都大小通吃,真可谓是奇人中的奇人。正如金庸先生所说:“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⑩ 从韦小宝身上可以看到太多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影子,可以想见,韦小宝这个形象必将留在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不断被后世读者和学人品评。

2.爱情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关系讲究的是三纲五常的服从关系,所以很难存在或产生真正的爱情。娶亲嫁女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重的是门当户对,而不是爱情。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恋爱是既不可望也不可及的。

    金庸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身受“五四”新文化洗礼,所以他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书写出许多或浪漫、或凄美、或感天动地,令人久久回味的爱情故事。纯美而又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如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张无忌与赵敏等;痴情不悔的如黄药师对结发妻子、仪琳对令狐冲、穆念慈对杨康、瑛姑对周伯通、郭襄对杨过等;利用对方或尔虞我诈的有田归农与苗若兰、周芷若与宋青书等;臭味相投的如公孙止与裘千尺、陈玄风与梅超风等;痛苦畸恋的如林平之与岳灵珊、尹志平对小龙女等;因爱成恨的如李莫愁、周芷若、巫行云、李秋水等;荒诞怪异的如不戒大师与恒山老尼等,如此种种。爱情描写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言情之奇、之曲、之美、之深非一般言情作品可比。每段爱情描写都以人物各自绝不雷同的性格特点,演绎着各自的爱情命运,再现着生活的真实。同时,作者也借人物之口,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叹。

    3.艺术造诣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是将武侠小说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的,重视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和传承文化、寄托信仰与理想的功用。用金庸自己的话说就是:“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

的确,所谓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一种形式而已。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上有着独到而精辟的创新与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概而言之是夸张而又符合逻辑与常理的故事情节,极具匠心的故事背景设置,传统章回体的小说结构,雅俗共赏的小说语言和将儒、释、道等精神内涵融入其中的小说思想。仅凭其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造诣,就足可以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

金庸先生将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文人气息、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等内容融汇在一部部通俗易懂、趣味浓厚的武侠小说作品中,对继承、传播、弘扬中国历史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和中国武文化的精髓,是值得我们当代人了解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①何新:《美学分析》,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

②何新:《美学分析》,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

③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茶馆》第5辑,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④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茶馆》第5辑,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⑤邵燕君:《中国文化界的金庸热》,见徐岱《艺术的精神》,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⑦《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见徐岱《艺术的精神》,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张大春:《金庸谈艺录》,《金庸茶馆》第5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战国策的文学特色视频

5 邹忌讽齐王纳谏_《战国策》(高中语文_选修一_史传文学.报告文学)

拓展阅读

战国策文学常识 2019年士兵提干考试《基本常识》:文学常识——《战国策》考点(1):http://www.feixin55.cn/changshi/17.html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历史散文:http://www.feixin55.cn/zixun/31.html

《左转》和《战国策》散文艺术特点的比较论述。: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02121508717599060.html

对比《战国策》和《国语》的语言艺术特色: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3240319.html

相关问答

问: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及语言特色 急

答:1,塑造了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1),刻画方法,以虚构与想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2)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话的语言和传神形态进行描写。(3)人物描写相对集中描写同一个人物。
2,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表现:(1)话辞(人物语言)辅长扬丽,气势充沛。a,行文中的夸张,铺陈,综合运用排比,对偶等修饰手法增强文章气势。b,引类譬喻c,运用寓言故事。
(2)叙事语言,简明练达,明畅通俗。
我是学汉语言的,相信吧。照笔记给你写的。

问:简述《战国策》的文学特色。求解?

答:1.人物刻划生动
-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的刻划勒一个长于论辩/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绘一群势力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样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是,"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
-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一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勒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而苏秦的"读书欲睡"也是为了高官厚禄,客观上揭露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的策士的丑态.
2.善于讽喻
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一种道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以邹忌借为其妻/妾/朋友所蔽,误以为自己貌美的故事,说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劝戒齐王不应偏任宫妇近臣的话,而应广开言路,鼓励人民进谏.
3.语言风格独特
-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为习用的成语.
-在记录策士们的言行是,对其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朝秦暮楚的行为,及其在外交上挑拨是非,玩弄手段的种种阴谋,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赏的态度加以描绘,是不足取的地方.

问:《战国策》的主要内容及文学和史学价值是什么?

答:《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