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学术会议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由来自兰州的客户投稿,并经由本站(飞信文学网)结合主题:梳理十七年的文学脉络,收集整理了众多资料而成。主要记述了文学,赵树理,艺术,读书,革命,李健吾,生死场等方面的信息。相信从本文您一定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2017年6月15日,“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运城学院召开。顾名思义,运城学院位于山西省的历史文化名城运城市,距今,该校已有了39年的办学历史。运城学院前身为1978年5月筹建的运城师范专科学校。1989年12月,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与运城教育学院、河东大学合并,组建了运城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2月,运城高等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运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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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十七年的文学脉络】学术会议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

【梳理十七年的文学脉络】学术会议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

走在运城学院的校园里,处处都能感受到浓郁的人文气息。学院的每一栋楼都有一个别致的名字,比如文科楼叫做“文正楼”,图书馆叫做“子夏楼”,美术学院叫做“画嫘楼”。据当地老师介绍,运城学院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以运城地区的名人来命名的。“文正”即指宋代名臣司马光,“子夏”就是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夏”,“画嫘楼”中的“嫘”则指远古时期黄帝的妻子嫘祖,相传她为天下画师的始祖。而我们的会议就是在画嫘楼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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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教授率先发表了开场致辞。首先,李教授向本次会议的承办方运城学院表达了感谢。继而,李教授发表了自己对民国文学、革命文学以及山西文学的一些见解。他表示,革命文学是构成民国文学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两者之间不可分离。而到了当代,自由主义文学看似比革命文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但实际上,日益走向健康和成熟的学术格局反而为今天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奠定了更好的基础。至于山西,它历来就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郁的省份。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山西亦诞生了“解放区”及“山药蛋派”这样独特的区域文学。因此,山西文学理应得到更为广泛的探讨。在致辞的最后,李教授提出了一个期待,即希望本次的会议能讨论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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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主体共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基调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符杰祥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秋瑾、丁玲两代革命女性与现代中国的烈士文章》。其报告内容如下。

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贫弱不堪。面对这样的乱局,有志之士虽深感痛惜,却也无力回天。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感召下,烈士精神被畸形推崇,仿佛只要人们愿意为国捐躯,祖国便可就此繁荣昌盛。狂热的烈士崇拜激发了一个又一个青年儿女“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情壮志。但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背后,其实也隐藏着革命志士希图千古留名的私心,正如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所说:“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都期待引人注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秋瑾死了,她的英名却得到了永生。而在秋瑾牺牲的26年以后,另一革命女青年丁玲却从国民党的牢笼里活着逃了出来。在极端崇尚“死烈”的时代,“烈”早已扭曲为流血必然高尚、活着必然耻辱的轻死心理。丁玲能死但未死,这构成了她革命生涯中绕不开的“污点”。而她的后半生,便也是在纠结当时到底该不该活着的愧疚中度过的。符老师的讲述揭示了革命与流血牺牲的另一面,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女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西南大学张武军教授的报告《延安时期婚恋、家庭和作家心路探究——以萧军<延安日记>日常生活记录考察对象》、聊城大学卢军教授的报告《有限度的“翻身”——重读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南开大学罗维斯老师的报告《土豪劣绅的进入与新文学的“革命”转向》等都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入手,对民国文学的各类子话题进行了较具创新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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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次最后一位发言人是运城学院的袁少冲老师,他的报告题目是《从毛泽东<讲话>看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新阶段与新路向》。袁老师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后,先觉的有志之士启蒙封闭、保守的旧式知识分子;第二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梁启超等精英知识分子启蒙广大青少年学生及城市市民;第三阶段是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互相成为了启蒙的对象,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向工农群众传授先进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在实践中向工农学习。袁老师的讲述初步勾勒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启蒙”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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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二个版块为“李健吾研究专题”。在这一专题讨论中,令我印象颇深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王翠艳教授的发言《“最可珍贵的心理的收获”与“最有戏剧性的人性的揭露”——论李健吾剧作的内倾性追求及其编剧手法》。王教授从李健吾剧作中心理描写的特征、心理描写与情节构造的关系以及象征、内心独白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健吾戏剧创作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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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午的会议结束以后,运城学院的老师招待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餐桌上摆满了各色运城小吃,有蘸汁牛肉、风葫芦、炸秋葵等等。

日昳本是一天中最容易困倦的时候,然而聆听着学者们精彩的发言,我的睡意了无踪迹。在“研究生专场”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教鹤然博士从胡风对萧红《生死场》的读后记出发,探讨了《生死场》中动人、细腻的描写笔触,以及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胡风对《生死场》的误读。最主要的误读表现为,胡风过度地强调了《生死场》中民族战争的主题而对作品里 “国民性”的挖掘不够深入。

令我感触更深的是四川大学王琦博士的汇报《试析<悔><白马的故事>中的“家庭”叙事》。王琦谈到,《悔》与《白马的故事》这两篇小说所流露的情感皆与赵树理当时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1928年,赵树理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迫从师范学校退学。紧接着,刚刚找到小学教员工作的赵树理又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捕了。赵树理的父亲为营救他不惜变卖家产。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赵树理无颜面对家中老父,也使他一度对自己参加革命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在上世纪流行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被中国译者改写、塑造成为了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但在苏联原版的著作中,保尔并不是一个如钢铁般坚定、从不动摇的革命英雄。在投向革命的路途中,保尔也曾彷徨,也曾犹豫,也曾挣扎。现在看来,也正是保尔“动摇”的这一面放映了其人性的真实。与之相应地,赵树理在面临家庭变故时所产生的对革命的怀疑也正是他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王琦的分析无疑是具有洞察力的。当然,还需说明的是,王琦博士剖析赵树理的心理矛盾并不是为了否定革命的合理性,而是为了探究涵盖在革命叙事下的人性本能的纠结与复杂。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摇,当最后革命理想战胜人性本我时,这样的战胜才显得尤其可贵。

日影西斜时,当天的讨论进入到了最后一个专题“延安、区域与文学的历史”。四川大学的周维东教授以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为切入点,探讨了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乡村权力与革命权力的位移、二流子改造的文学书写等问题。西南大学的李金凤老师则将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进行对比,从口语化写作、民间日常生活的叙述、回归写作传统这三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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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暮,在享用可口晚餐的同时,热情好客的运城学院的老师们还献上了一首首悦耳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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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居住的宾馆距离运城学院较远。因此,经商量决定,第二天的会议在鸿桥宾馆举行。研讨会的第五个专题为“现代文学的多视角问题”,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各自从不同的研究方向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阐发。西北师范大学的朱元军老师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亭子间”作家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亭子间”作家的形成原因及生存状态。西南大学的胡安定老师以读者的接受视阈为基点,探讨了民国的历史演义小说为迎合读者趣味而做出的改变,继而论述了政治环境和都市大众传媒对该类型小说的影响,初步还原了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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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研讨专题为“何谓‘红色经典’”。在这一专题中,北京师范大学刘诗宇博士的发言《论“再解读”思潮视阈中红色叙事的问题与意义——以柳青为例》给了我较大的启迪。刘诗宇认为,“十七年文学”在经历了一致性的“颂扬”与简单粗暴的“否定”之后,应该被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力仍然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也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它们拥有着不容置疑的社会学价值。刘诗宇的论述使我对“十七年文学”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张中良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张教授认为,本次大会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民国文学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二、对民国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三、对民国的历史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同时,张教授也认为,学者们的探讨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红色文学与民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尚显不够,对左翼文学在民国生存空间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张教授希望这些不足之处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

【梳理十七年的文学脉络】学术会议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

在烈日炎炎的正午,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学与山西文学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不仅让我增长了见识,亦使我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希望今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叶珣,90后,四川成都人,现为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梳理十七年的文学脉络视频

(3)梳理常用文学史知识之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第三段

拓展阅读

[十七年文学发展脉络]打破分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脉络:http://www.feixin55.cn/zixun/46.html

相关问答

问:简析“十七年”文学的发展脉络 文革时期年轻一代地下创作的特点

答:十七年文学(1949-1976)
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奠基时期和开拓时期,也是充满曲折和艰难发展的时期。
第一个阶段:1949-1957
两条交叉并进的运行轨迹:其一是全国二次文代会和贯彻双百方针为标志,其二是讨论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为标志。
第二个阶段:1958-1965
与上一阶段不同,随着国家经济生活和伙计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变化,总体上呈现一种波澜起伏的发展态势。
例子:1965年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皮牌,也顺理成章地引发了文革。
第三个阶段:1966-1976
其实质是普遍泛滥的极左政治思潮影响下的“政治 文学”,以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代表的理论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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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创作,一种很是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和文学家、艺术家,如胡风、牛汉、流沙河、穆旦、黄永玉等。
另一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
文革期间的低下文学除诗歌如《华南虎》外,以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最为出名。
这些地下文学特点是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反应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文人们执着的精神追求。赞扬了顽强的生命和炽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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